如何讓“冷門”不冷“絕學”有繼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在“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部分明確提出，“支持瀕危學科和冷門學科”。這些在公眾視野中相對邊緣的學科領域，常被稱為“冷門絕學”。盡管社會關注度有限，但是我國許多高校在相關領域仍取得了卓越的學術表現和科研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冷門絕學”研究不僅關乎學術發展，更關乎國家發展戰略、文明傳承體系和文化安全格局。本期，高教周刊邀請了4位在各自領域卓有建樹的“80后”“90后”高校青年學者，共話深耕“冷門絕學”的心路歷程。
　　

　　
　　說說我的研究領域
　　
　　趙東月：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人類骨骼考古，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西北、西南及中亞地區古代人群體質特征變遷、健康狀況、人地關系互動等。
　　
　　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學科，“人類骨骼考古”這一名稱其實是在2014年“中國考古學會人類骨骼考古專業委員會”成立后才正式確定下來的。此前，我們一直稱呼自己的研究方向為“體質人類學”。
　　
　　考古學是一門以實物遺存為研究對象，研究古代人類社會的科學，其研究范圍涵蓋文字誕生以前漫長的史前時代。作為人類社會的行為主體，人類遺骸也是物質文化遺存的一種，能給我們帶來很多關于過去的信息。
　　
　　在遵守考古工作規程和科學研究倫理的前提下，考古學家采用形態學、病理學、骨化學、古DNA等多種研究方法，對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類骨骼進行研究，能夠幫助現代的我們了解過去人們的生活，包括古代人群的人口結構、健康狀況、飲食結構、生活方式、行為方式、暴力沖突等，也能讓我們在更廣闊的時空范圍內去探索人類的起源和演化、人群體質特征的變遷以及現代各民族的形成過程。
　　
　　王科杰：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講師，研究方向為明清政治史、社會經濟史，目前主要利用漢文、滿文、蒙古文等多語種檔案史料，從事清代西域絲綢之路研究。
　　
　　談到絲綢之路，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張騫出使西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漢唐兩朝對西域的經營與管理。而我所研究的“清代西域絲綢之路”正是在漢唐絲綢之路的基礎上繼承發展而來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宋明兩朝國力所限，不能有效管理西域，直至清代平定西北邊陲后，在官方力量主導下，西域絲綢之路才獲得更大發展。因此，清代西域絲綢之路也是漢唐以后中央王朝維護國家統一，加強各地經濟文化往來的重要紐帶。從這個意義上講，清代西域絲綢之路相較于漢唐時期，可謂既有繼承，又有突破，意義非凡。
　　
　　曲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明代到清中期西域地區的歷史和多語種文獻。
　　
　　我關注的“廣義”西域地區既包括我國的新疆，也包括中亞的一部分地區。近期，我主要研究東察合臺汗國、葉爾羌汗國以及準噶爾汗國時期西域地區的地方行政制度和地方政治史。這一時期的波斯文、察合臺文、蒙古文也是我的研究對象。除此之外，還涉及明清史、蒙古史以及滿文文獻，比如最近完成的《大學》《中庸》清代滿文譯本研究。
　　
　　江俊偉：廣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殷周史，目前主要關注甲骨文、金文記錄的政治區域相關問題。
　　
　　殷周史是歷史學科中的中國古代史分支之一，屬于先秦史的研究范疇。通過整理分析甲骨文、金文相關內容，我試圖厘清殷周時期政治區域的基本特點，進而了解殷周王室的領土認知和治理體系，并嘗試結合當時的宇宙觀、地理觀來探討，繼而窺見中國早期國家如何在有限的權力和相對松散的統治結構中，發展出一套由中心向邊緣，分級治理的“天下秩序”，以及其如何影響后世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此外，我也特別關注甲骨文、金文中涉及殷周邊境區域的資料，致力于追溯古代中國邊疆治理體系的歷史淵源與繼承發展。
　　
　　1 和國家民族命運休戚與共
　　
　　記者：請用通俗的語言向《中國教育報》讀者介紹您所研究的領域究竟“冷”在哪里、“絕”在何處。該領域的研究意義又是什么？
　　
　　趙東月：考古學的“冷”直觀體現在學科規模和從業人數上。盡管近年來受傳播媒介的變化和發展影響，越來越多人對考古工作的興趣日益濃厚，但是在實際教學和工作中，考古學依然是一門小眾學科。根據國家文物局發布的相關數據，計劃到“十四五”時期末，“全國考古人員總數量超過1萬人”。其中，從事人類骨骼考古研究的學者，就像是在冷門學科中又獨辟一條幽深綺麗的小徑。
　　
　　另外，我的研究材料得來不易。19世紀以來，俄羅斯、法國、意大利、德國等國家在中亞地區開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基本壟斷了中亞地區考古學及體質人類學的研究。2009年，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第一次赴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考察，篳路藍縷，創業艱辛。2017年，作為中亞考古隊的一員，我第一次來到這片讓人心馳神往的古老熱土。田野烈日灼烤，科研條件有限，但我們還是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進展。
　　
　　我現在從事的“烏茲別克斯坦蘇爾漢河東岸區域古代人群的骨骼考古學綜合研究”項目，是我國學者首次對確認為貴霜人群的古代居民進行系統的骨骼考古學研究，對于提高我國學術界在絲綢之路遺產研究領域的影響力，以及深入了解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狀況，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重要意義。
　　
　　王科杰：整體而言，學界對漢唐西域絲綢之路關注較多，對清代西域絲綢之路則鮮有問津，尤其利用漢文、滿文、蒙古文等多語種檔案史料對清代西域絲綢之路進行全方位探討的研究更是偏少。
　　
　　清代西域絲綢之路的建設與運轉，離不開各民族的共同維護。可以說，清代西域絲綢之路本身即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場域。然而，國外部分“新清史”學者在相關研究中，夸大了絲路臺站差務的繁重程度，甚至渲染蒙古族、回族同胞的應役為“殖民壓迫”。實際上，通過大量閱讀滿文、蒙古文檔案可以發現，無論是準噶爾蒙古還是廣大回眾，均對清廷平定分裂勢力、維護邊疆穩定、賑濟邊境貧民等一系列措施心懷感激，對于中央王朝有著強大的向心力與認同感。因此，各民族均自愿在絲綢之路沿線區域應役，維護邊疆的繁榮與和平。就此而言，利用滿文、蒙古文等多語種檔案史料研究清代西域絲綢之路，有助于正確認識相關歷史事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此外，長期以來，學界大多圍繞經濟和文化的主線來開展西域絲綢之路研究，對國家位置的討論似乎有所缺失。實際上，自張騫出使西域以來，西域絲綢之路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開通乃至沿線經濟文化的交流都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清代尤其如此。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鞏固，是中國歷史特別是清代歷史的重要課題。如何在以人力、畜力作為主要交通動力手段的前工業化時代，于幅員遼闊的廣大疆域內，克服空間與距離上的巨大困難，有效地實現大國治理，是清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因此，研究清代西域絲綢之路，既有助于重新探討國家在西域絲綢之路中的主導地位，也有利于弘揚絲綢之路沿線區域和平、合作、共同發展的歷史主題，豐富“一帶一路”倡議的歷史內涵。
　　
　　曲強：我所研究的領域，主要需要參考新疆和中亞、西亞地區的波斯文、察合臺文史料，清代的滿文檔案，以及一些回鶻文、蒙古文、阿拉伯文等史料。語言文字的障礙、文獻的稀缺等因素，導致這個領域的研究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相對冷門的。它的“絕”，主要在于學習語言文字的門檻太高，學習資源也少，大多數高校都不具備學習條件。再進一步說，許多相關領域的文獻，都只有寫本，沒有整理本。我不僅要讀懂這些語言文字，還要能看懂手寫體，這也是一大挑戰。
　　
　　盡管研究面臨很多困難，但探究西北地區各民族的發展脈絡與形成歷程，以及西域地區的歷史經緯和邊疆治理經驗，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更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研究存在深刻關聯。
　　
　　江俊偉：殷周史研究主要基于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字資料。這些文字畢竟距今3000多年，大多數無法直接閱讀。我面臨的困難，首先是認字，通過了解古文字的結構，將其“隸定”，判斷其為現在的哪個字。如果是已經失傳的字，只能從字義入手。其次，要通過對照辭例，初步判斷字義，進而句讀，并分析句子及連句成段后的含義。再次，抽絲剝繭，發掘其中具有價值的內容。
　　
　　古文字研究者像是一個偵探，仔細研讀資料，逐字、逐詞、逐句、逐段，最終得出自己的答案。這樣的工作極其耗時、費力，往往一天能夠厘清一個字的字形和意思，理解一句話已經是高效率了。現代社會步調快，追求立竿見影，這類研究有一定的難度，也就逐漸成為“冷門絕學”。在我看來，能夠讀懂過去讀不懂的內容，哪怕一個字、一句話，進而推進殷周史的研究，就是研究最大的意義所在。
　　
　　2 架起溝通過去與現在的橋梁
　　
　　記者：作為青年學者，您選擇這個領域的原因是什么？對于您來說，這個領域最吸引您、最讓您樂在其中的又是什么？
　　
　　趙東月：我覺得考古工作的魅力在于一半田野，一半書齋（實驗室）。傅斯年先生有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種工作方式對于學生時代的我很有吸引力。張光直先生在一篇題為《要是有個青年考古工作者來問道》的文章中說：“我有時白日做夢，夢見天資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國青年，志愿以考古為終身事業，來問我這個老年考古學家對他（她）有何指示，這雖然只是夢境，我還是將答案準備好，以防萬一。”讀到時，熱淚盈眶，覺得舍我其誰。
　　
　　真正入門之后慢慢沉淀下來，我發現日常工作雖瑣碎，但也充滿樂趣。選擇人類骨骼考古，最根本的驅動力就是好奇心。作為這顆星球上的智慧生命，自誕生以來我們就一直在探索未知之境，但是了解人類自身，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的工作是通過骨骼上的線索，了解古代人群和他們的生活，透骨見人，抽絲剝繭，去思考和求證每一例人骨的性別、壽命、體質特征、生前的飲食、遭受過哪些疾病的困擾、經歷過什么特殊的事件，最后因為什么死亡。死亡后，生者又是如何對待他/她的，經過什么樣的埋藏過程，又經過多少年我們才重新遇見。
　　
　　206塊骨骼簡簡單單，但是組合起來問題卻層出不窮。想盡力解開過去的謎團，架起溝通過去與現在的橋梁，可能這就是我一直沉迷于此的原因吧。
　　
　　王科杰：2015至2024年，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期間，正是“新清史”在國內學界引發較大關注的時期。“新清史”否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顛倒中心邊緣、濫用西方理論等疏失，值得深刻反思。
　　
　　作為一名中國的青年學者，我希望充分利用漢文、滿文、蒙古文等多語種檔案史料，摒除理論先行的弊端，在扎實探索的基礎上，做出真正符合歷史事實且具有主體性的研究成果。雖然學習邊疆民族語言難度較大，但我樂在其中。讀漢文、滿文、蒙古文等多種檔案史料，大大開拓了我的研究視野，也使我對相關歷史問題的認識更為深入。
　　
　　曲強：絲綢之路、西域的歷史向稱難治，很有挑戰性，但這也正是吸引我的地方。西域地區是多民族、多宗教、多語言、多文字的交流碰撞之地，這種復雜性和多樣性有獨特的魅力。盡管學習的過程很漫長，但若能獨立解讀一份文書，或者能讀懂別人看不懂的史料，就會很有成就感。同時，這個領域還有很多文獻缺乏解讀和研究，因此會經常有新發現，更容易產出新成果，這也能讓我保持好奇心和探索欲。
　　
　　江俊偉：殷周史研究領域目前還存在許多未解之謎，有些即便前人已經涉足，也仍有商榷的余地。因此，只要肯下功夫，就能“發前人所未發，言前人所未言”，進而推動研究的進展。
　　
　　在我看來，殷周史占據了中國歷史研究的“制高點”之一。這是因為殷商甲骨文是中國最早且最成熟的文字，研究它有助于探尋現代漢字的起源，而甲骨文豐富的內容也為后世制度的源流提供了考證的依據。例如，一般認為周公“制禮作樂”，因此歷史上有很多制度可溯源至周代。然而了解甲骨文就知道，周的不少制度又源于商。又如“王”這個字，西漢董仲舒認為三橫代表天、地、人，而能參通三者就是“王”。但如果知道“王”在甲骨文中最初的寫法，就會發現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這僅是漢代人的思想邏輯。每當想到能有類似發現，我總會沉浸其中。
　　
　　3 潛心治學營造良好學術生態
　　
　　記者：在您看來，如何讓“冷門絕學”煥發活力？
　　
　　趙東月：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冷門絕學”的傳承與發展，開展了多項專項基金和扶持計劃，如設立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中國歷史研究院“絕學”學科扶持計劃等。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還成立了冷門絕學協同創新研究院，以加強“絕學”、冷門學科建設。
　　
　　作為從事冷門學科的科研工作者，我認為，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專注自己的本職工作，取得成果和突破，煥發冷門學科的生命力。同時，還要注重學科建設，以及本科生、研究生這些后備人才的培養，才能使“絕學”有繼。此外，“冷門絕學”往往涉及多個學科的知識和技術，我們可以通過整合不同學科資源、運用新理論新方法、加強國際合作等方式，推動其繁榮和發展。
　　
　　王科杰：在我看來，從事冷門學科的科研工作者一定要將自身的研究，與國家、社會所關注的重大問題相結合，在服務國家和社會中發揮自身才干。
　　
　　曲強：我希望國家一方面加大相關古籍、文獻的整理與公開力度，讓塵封的典籍資源能夠為學術研究提供支撐；另一方面應破除明清時期西域歷史“敏感”的刻板印象，縱深推進該領域研究，這對于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和掌握學術話語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江俊偉：甲骨學、金文學等雖說是冷門學科，但百余年來的學術史揭示，一直有一群人在這個領域默默耕耘，不求回報，并取得了豐碩成果。
　　
　　毋庸諱言，讓“冷門”不“冷”絕非易事。國家層面的政策引導與資金支持固然重要，但更為關鍵的是培育摒棄功利主義的學術生態，使師生能夠潛心治學，從基礎工作入手，循序漸進地深入“冷門絕學”領域。這一過程既需要理念的轉變，更離不開實踐的堅持。
　　
　　我常在課堂教學中適時引入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通過解析構形、源流等鮮為人知的文字學知識，激發學生對“冷門絕學”的研究興趣。當然，這種啟蒙教育要經歷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希望國家能繼續加強甲骨文、金文電子全文資料庫的建設。便捷的資料庫查詢、更好的使用體驗等，都可以拉近古文字與廣大學子乃至大眾的距離，讓人們體會到認識古文字的樂趣。
　　
　　期待廣大高校、博物館等相關機構能創新宣教方式，例如借鑒近年來三星堆文化推廣的成功經驗，通過短視頻、互動展陳等多元化傳播渠道，吸引更多年輕人關注古文字學與中國上古史研究，為“冷門絕學”的傳承與發展注入新的活力。